珍妮·吉耶曼(Jeanne Guillemin)教授所著《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Hidden Atrocities: Japanese Germ Warfare and American Obstruction of Justice at the Tokyo Trial)2023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是继《死亡工厂》(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 the American Cover-up)之后,西方学界又一部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展细菌战争实验与实践历史的专著。今年年初,本书中文版面世,为国内读者带来了围绕细菌战这一课题更为多元、丰富的见解。

相较于过往的研究,注重对新资料的利用是本书最大的特点。有赖于相关重要档案在近二十年来的相继公开,作者得以充分地加以梳理、利用。本书一大资料来源为美国政府于2003年至2007年间对日本战争罪行档案的整理成果。该项目提供了约十万页的文件,其中就有与日本生化战的开发使用相关的军事外交情报以及各种官方公文书。另一重要资料来源则是与东京审判有关的大量文献:除了法庭庭审记录以及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所辖各个机构(尤其是国际检察局的档案)之外,还有不少检察官的个人文书——其中有几位(如戴维·萨顿和托马斯·莫罗)从审判之初就深度参与了中国部分检控的工作,并曾两次赴中国,与中方检察小组一起对包含使用细菌武器在内的日本战争暴行调查取证。这些极具价值的证词、笔记、信件以及相应的研判报告,如今集中收藏于弗吉尼亚大学和里士满大学等几处机构,相当一部分还未曾被国内学界所了解和使用。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部分东京审判文献的支持,《隐匿的暴行》选取了与《死亡工厂》不同的视角,并不以细菌战实施的具体过程作为主要探讨对象,而是着力展现细菌战的罪行如何在战后同盟国的追责中一度被揭开一角,继而又遭到掩盖的经过。故而本书的叙事以东京审判的行进为主要时间线,围绕着庭审前后、法庭内外两班人马的行动展开:一方面,自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抵达日本之时,随行的情报科(G-2)即开始了对日本生物武器研发科学家和相关成果的秘密调查,1945-1947年间形成的《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和《费尔报告》对这些成果之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价值进行了持续评估;而另一方面,正在筹备日本战争罪行起诉工作的国际检察局(IPS)获知细菌战罪证线索后,即刻派员赴中国不遗余力地寻找证据,尝试将宁波和常德地区战时发生的鼠疫与日军生化部队的行动联系起来,以便在不久后的庭审中能提出指控。

国家利益与司法正义,情报人员与检察官们秉持着迥然不同的行动原则。

来自美国的助理检察官萨顿等人在中国之行中获得了关于细菌战“有力的间接证据”,但仍然缺乏像南京暴行那样的铁证,一时无法立案。等他们回到东京,提出对石井四郎等核心人物进一步讯问时,却遭到了意想之外的阻碍:“除非在盟军总部G-2情报科助理参谋长(查尔斯·威洛比)的事先授权和直接监督下,任何国家的代理机构都不能在日本对日本或其他敌方外国人进行审讯。”与此同时,苏联检察小组带来了活动在哈尔滨平房地区的731部队的情报,他们同样希望进一步讯问身处日本的石井四郎等人,并借由东京审判的机会充分揭发细菌战罪行。而情报科除了警告处于自己监督和保护下的日本科学家不许透露任何“重要”信息之外,也成功迫使苏联检察官在审讯中不得涉及战争罪行指控。最终,一条来自美国三省协调委员会的指示最终抹去全面调查细菌战案件的所有可能,因为“相比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日本的细菌战资料远比追究战争犯罪重要”。直至1975年,美国才正式承认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日本细菌战资料究竟对美国如何发挥价值,《隐匿的暴行》虽未仔细着墨,但《死亡工厂》作者谢尔顿·哈里斯已坦率指出:美国方面受到了石井等人的彻底蒙蔽,过分高估了这些资料的价值,“与从石井及其他细菌战专家买来的资料的价值相比,美国在荣誉和国格上付出了很高的代价”。